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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論
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，是中國人民繼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後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。它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解放戰爭，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這場抗日戰爭，經歷了一個由區域性抗戰到全國抗戰，由戰略防禦到戰略相持再到戰略反攻的過程。自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變起，中國各族各界人民，同仇敵愾，共赴國難，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氣壯山河的鬥爭，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贏得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，譜寫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光輝篇章。
（一）
中國的抗日戰爭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發生的。
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，世界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。列寧指出：“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，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，即爭奪領土”。[《列寧選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72年版，第810頁。]又指出：“世界霸權，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內容，而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便是帝國主義戰爭。”[《列寧軍事文集》，戰士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289頁。]繼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各帝國主義國家立即開始了新的爭奪霸權的鬥爭。英、法、美、意、日等戰勝國，在戰爭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礎上，經過激烈鬥爭，建立了帝國主義的凡爾賽——華盛頓國際關係體系，實現了對全球利益的再分割。
但是，這個新的體系不僅沒有解決它們之間的固有矛盾，反而增加了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、各戰勝國之間的新矛盾。這種狀況，預示著新的國際衝突的不可避免。特別應當指出的是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蘇聯。這一劃時代的變化，打破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統天下，使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、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，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內容。
隨著帝國主義經濟、政治發展的不平衡，德、日、意等國的實力很快得到恢復或加強。它們要求重新劃分勢力範圍，成為英、法、美等國的對手，使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重新尖銳起來。而1929～1933年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，更加劇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爭奪，逐漸形成了以英、法、美為一方的“維持現狀派”和以德、日、意為另一方的“打破現狀派”。這兩個集團之間的爭奪愈演愈烈。為適應對外擴張爭霸的需要，德、日、意開始向法西斯道路邁進。它們既與蘇聯和被壓迫民族、周邊弱小國家為敵，也與其他西方大國為敵，甚至不惜透過戰爭手段改變凡爾賽——華盛頓體系的格局，企圖建立由它們主宰的世界新秩序。
日本早在明治中期，就形成了以中國為主要擴張目標的大陸政策。在明治維新以後的70多年內，日本曾發動和參加過14次對外侵略戰爭，其中有10次是對華侵略。經過甲午和日俄兩次戰爭，後進的日本不僅擠進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行列，而且取得了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優勢地位。日俄戰爭後，日本已發展成為一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，以武力奪取世界霸權的慾望更加強烈。為了獨霸中國，日本利用列強準備和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有利時機，扶植奉系軍閥張作霖，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。並利用袁世凱稱帝的機會，提出了滅亡中國的“二十一條”。隨著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日本法西斯勢力的崛起，日本的侵華活動更加猖獗。
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召開東方會議，制訂了《對華政策綱要》。其核心是首先把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，然後以滿蒙為基地進一步向中國內地擴張。
會後田中給天皇的奏章中提出“惟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”的侵略擴張綱領。從而把日本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推向一個新的階段。東方會議後，日本加快了實施新大陸政策的步伐，又兩次出兵山東，並相繼製造了濟南慘案和皇姑屯事件。特別是1930年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後，為了擺脫危機，日本更迫不及待地準備發動侵華戰爭，妄圖首先把中國東北變成它直接統治的殖民地。
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中國社會處在激烈的動盪之中。一方面，帝國主義列強透過分別支援各派新老軍閥，控制著中國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，使中國繼續維繫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，處於連年內戰，國弱民窮，科技落後，生產停滯的局面；另一方面，中國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標誌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。隨著中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，隨著無產階級政黨中國***的誕生及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，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。
在法西斯國家準備發動侵略戰爭，西方列強苦於應付經濟危機，蘇聯忙於國內建設和中國貧弱與進步並存的情況下，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首先在東方製造“九·一八”事變，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進攻，邁出了獨霸中國、爭奪亞洲、稱霸世界的第一步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。